金思宇/文

推动主流媒体实现系统性变革，绝非技术或内容的局部修补，而是一场涉及理念、制度、生态与治理的深层次重构。其核心在于，如何以系统性思维为统领，构建起一套能够兼顾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战略定力与动态适应的长效机制。唯有强化政策协同与制度创新，从战略引领、风险防范、生态构建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价值引领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推动媒体融合从“物理叠加”迈向“深度质变”。

一、强化战略引领，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制度供给是媒体融合行稳致远的基础前提。当前融合已进入“深水区”，单点突破式的政策难以应对系统性挑战，亟需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首先，要制定长期战略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与动态评估机制。 建议启动《国家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战略规划（2026—2035）》编制工作，将未来十年划分为攻坚期、深化期与成熟期，分别设定技术适配、内容生态与产业协同的量化指标。不同于传统静态规划，该规划应嵌入年度动态评估与弹性调整机制，允许根据技术迭代与舆论生态变化进行季度或年度复盘修正，避免规划与现实的脱节。

其次，以试验区为载体，开展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区域设立“媒体融合创新试验区”，赋予其在AI伦理审查、数据要素确权与市场化流通、算法备案分级管理等领域的先行先试权。试验区不应追求政策洼地，而应成为制度创新的检验场——例如，探索不同类型媒体（中央与地方、主流与商业平台）在数据共享中的责权利划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样本。

再次，完善面向AIGC时代的政策法规体系。 加快出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管理规范》，重点解决“谁生产、谁审核、谁负责”的链条模糊问题。规范应明确三方面要求：一是算法备案，要求训练数据来源可查、模型版本可溯；二是内容溯源，对AIGC生成内容嵌入不可篡改的数字水印；三是责任追溯，建立生成者、发布者、平台方的分层责任机制。以制度创新为技术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而非简单抑制或放任。

二、筑牢安全底线，完善技术治理机制

技术赋能媒体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等新型风险。安全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必须构建起“技术+制度”的双层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转变。

一是建立国家级的媒体技术治理协同平台。 该平台应整合网信、工信、公安、广电等多部门监管资源与数据接口，形成“技术检测—舆情预警—法律惩戒”的闭环联动机制。技术上，部署面向深度伪造、虚假信息传播的自动化检测系统；流程上，实现从风险识别到预警发布、再到执法响应的全链条压缩，将治理周期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

二是推动媒体机构内部建立“AI伦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应由技术、内容、法务、伦理专家共同组成，负责制定本机构人工智能应用的道德准则与操作边界。具体职能包括：在引入新算法前进行偏见评估与风险预审；对生成内容设置人工复核的“熔断机制”；建立用户申诉与算法解释通道。通过内嵌式的治理结构，将伦理约束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生自觉。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治理规则制定，提升话语权。 深度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G20数字部长会议等国际平台，围绕AI伦理原则、数据主权边界、跨境内容治理等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尤其可在“算法透明度”“深度合成内容的强制标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赋能”等领域形成倡议，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塑造能力。

三、激活发展动能，打造融合生态体系

长效机制不仅要防范风险，更要激发活力。媒体融合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形成自我造血、协同进化的生态系统。这需要从资本、数据、人才三个核心要素入手，构建开放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

其一，设立“媒体融合产业引导基金”，聚焦前沿技术与场景落地。 基金应以市场化方式运作，重点投向元宇宙新闻生产、量子通信在传媒领域的应用、沉浸式交互内容等前沿方向，同时支持“媒体+智慧城市”“媒体+数字文旅”“媒体+基层治理”等跨界融合业态。通过资本纽带，引导技术研发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形成需求驱动、反馈迭代的良性循环。

其二，建设“全国媒体数据共享平台”，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当前媒体间普遍存在“数据孤岛”现象，既制约了内容协同，也浪费了宝贵的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应在确权、定价、交易、保护等环节建立统一规则，鼓励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兴平台之间进行合规的数据交换与联合开发。尤其要推动新闻素材库、用户画像（脱敏后）、传播效果数据的互联互通，为精准传播与内容创新提供数据底座。

其三，深化“人才强媒”战略，重构全媒体人才体系。 一是建立全媒体人才职业能力认证标准，涵盖数据分析、算法应用、人机协作等新技能领域；二是推动高校开设“智能传播”“计算新闻学”等交叉学科，打破新闻传播、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之间的专业壁垒；三是改革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将技术贡献、产品创新、用户增长等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体系，改变“重采编轻技术”的惯性导向。

与此同时，应注重区域协同与算力支撑。结合“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在西部算力枢纽布局若干智能媒体算力中心，为东部的密集内容生产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计算资源。同时开展“媒体帮扶结对计划”，由东部先进媒体机构对口支援西部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技术平台、人才培养、内容分发等方面实现梯度转移，缩小区域融合差距，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格局。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绝非一蹴而就的运动式攻坚，而是一场需要战略耐心与制度韧性的长期演进。以系统性思维破解深层次矛盾，在技术浪潮中锚定价值航向，推动媒体融合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最终实现向“深度质变”的跃升。这不仅关乎媒体行业的兴衰，更关乎主流舆论阵地的巩固、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唯有以制度创新回应技术之变，以生态思维重塑融合逻辑，才能真正行稳致远，抵达未来。

作者金思宇

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