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思宇

引言

2026年6月8日，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版“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即1260H清单），将80家中国企业集团及近188个关联实体纳入其中。距离5月13日至15日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仅不足一个月，两国元首彼时明确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强调避免“冲突对抗”、推动“竞争有度”和“分歧可控”。美方此番动作，以实际行动揭示了其所谓“战略稳定”承诺的空洞与脆弱。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更新。从清单的覆盖范围、认定逻辑和生效机制来看，这标志着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已从点状狙击转向系统性的全产业链围堵。本文旨在穿透这一事件的表层叙事，剖析美方行为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悖论，评估中方的应对路径与全球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建议。

一、事件的穿透式梳理：不只是清单扩容

1. 时间点的战略试探性

清单发布恰逢中美元首会晤后不足一个月，美方明知此举将严重冲击双边互信却仍为之。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曾短暂发布新版1260H清单，约一小时后便紧急撤回，外界普遍猜测与随后成行的特朗普访华有关。随着访华落幕，清单最终落地，这一“先撤回、后补刀”的操作模式，清晰揭示了美方在中美关系中的两面策略——高层对话获取政治筹码，行政部门随即跟进打压。

2. 企业性质与清单效力的错位

此次被列入清单的企业覆盖生物医药、AI、新能源、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药明康德、宇树科技等。这些企业均为民用商业实体，与中国军事体系无直接关联。美方认定依据不过是“与国务院国资委存在直接和间接关联”“与工信部存在间接关联”，甚至将“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产业扶持称号作为列名理由。

清单虽不直接等于金融制裁，但自2026年6月30日起禁止国防部直接采购，2027年6月30日起禁止第三方间接采购，形成逐级关门效应。这是一张“风险标签”——它不一定马上切断交易，但会让客户犹豫，让资本打折，让供应链重新评估风险。

3. 中方的精准定性与企业集体法律反击

商务部6月13日回应中三次使用“严重”定性——“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否则“坚决有力反制”。

与此同时，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并未被动等待。药明康德率先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该决定无效并将其移出清单。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公司“既非中国军工企业，也非军民融合企业，列入该名单并无正当理由”。阿里巴巴同样表示“是一个错误，并无任何依据”，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蔚来、百度等企业也相继表态。2021年小米案的成功判例——美国法院最终判令解除对小米的认定——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有力的程序参考。

二、美方行为的深层逻辑：遏制中国高端制造的体系化工具

1. 清单覆盖重心的战略指向

1260H清单的扩容轨迹清晰揭示了美国对华打压战略的转向。初创于2021年的该清单原本聚焦于“直接军事关联”，覆盖范围相对狭窄。然而，随着《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和《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订，清单适用范围被大幅扩展——新定义不仅新增了国家安全部、工信部、国资委、国防科工局的间接关联条款，还通过“军民融合贡献者”概念将“单项冠军”“小巨人”等产业扶持称号纳入认定依据。

此次新增企业精准对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节点：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动力电池、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机器人及半导体存储。阿里、百度代表云计算、AI、数据和算法能力；比亚迪代表新能源车、电池和智能制造能力；药明康德代表生物医药研发和供应链能力；宇树科技代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能力。当中国企业在任一技术环节上做强，美国就将这个环节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

2. “关联性即门槛”的模糊标准

在认定标准上，美方采取了“有罪推定”原则。比亚迪被列入的依据是“与国务院国资委存在直接和间接关联，与工信部存在间接关联”；蔚来同样因“与国资委存在直接和间接关联”上榜；宁德时代被认定“与工信部间接关联，与国资委直接和间接关联”。这意味着，只要一家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存在任何正常的行政联系——这在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中几乎是所有规模以上企业的常态——就可能被视为“涉军”。

这种标准的模糊化带来两个后果：其一，美国可以随时根据政治需要调整认定口径，使清单成为可变的战略工具；其二，它大幅抬高了跨国企业与中资企业合作的合规成本与法律风险，迫使全球客户和资本出于避险考虑减少合作，从而间接削弱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 分层施压的战略体系

1260H清单并非孤立工具，而是美国对华打压体系中的一环。商务部实体清单负责断供设备、材料、软件，卡死技术迭代；国防部1260H清单切断海外政府订单渠道，倒逼全球客户避险；长臂管辖规则则确保任何含美国技术的海外产品对华出口都需审批。三者分工明确、梯次递进，构成了对华科技产业的全方位封锁体系。

三、中方的战略反制：工具箱与时机选择

1. 法律路径的充分利用

从企业层面看，以法律手段挑战美方不当认定是可取的优先选项。小米案的成功经验表明，美国司法体系对行政认定中的程序缺陷和事实错误具有一定的纠偏能力。药明康德率先提起诉讼，不仅是为自身权益而战，也是在为后续被列入清单的企业探明法律路径。建议由商务部、司法部联合设立“涉美歧视性清单企业法律援助基金”，资助企业在美国或第三国提起诉讼，并将胜诉判例汇编为行业共享的战略资源，形成“标准化抗辩模板”，大幅降低企业应诉成本。

2. 对等制裁工具与“反向清单”机制

中方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将长期对台军售、参与清单制定的美国军工企业（如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实施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及高管入境禁令。更重要的是，中方应考虑建立“反向1260H清单”——即针对那些积极推动对华打压的美国企业及其在华关联实体，实施政府采购限制与商业合作准入审查。这不仅能形成对等威慑，更能在叙事上打破“只许美方划线、不许中方回应”的话语失衡。

3. 关键资源的战略卡位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地位，为反制提供了独特的战略杠杆。在稀土精炼领域，中国占据全球约90%的产能；在光伏材料和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若中方对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或定向许可审批，将直接冲击美国的新能源产业部署和国防工业供应链安全。这一手段的威慑力不在于全面“断供”，而在于“随时可用”的不确定性——这与美方利用“风险标签”打压中企的逻辑形成了一种战略对等。

4. 全球南方市场的战略拓展

从中长期看，突破美方封锁的根本之道在于市场多元化。中国企业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全球南方”市场的深耕布局，正在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比亚迪的全球销量已超过特斯拉，其海外产能布局覆盖东南亚、欧洲和拉美。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美国通过清单施加的经济压力，其边际效应正在递减——中国企业的全球增长动力正在从“依赖西方市场”转向“服务全球南方”。

四、深层透视：从事件驱动到制度对抗的演变前夜

美方此次清单扩容并非一次孤立行动，而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制度化”的关键节点。2024至2026年间，美国国会通过多项法案持续扩大1260H清单的适用范围，从最初仅限于《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37条所列实体，到如今覆盖几乎所有与中国工信部、国资委存在关联的行业龙头。这一演变意味着：清单将不再依赖具体证据，而是成为一种可批量添加、按需启动的行政阀门。未来，任何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都可能被自动“对号入座”。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在推动将1260H清单模式向盟友体系复制。欧盟正在审议的《对外投资审查工具》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相关供应链安全立法中，均出现了类似“涉军关联”的模糊条款。一旦形成跨大西洋—印太的“涉军企业名单互认机制”，中国企业将面临被集体排除出西方政府采购与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2025年底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已就“军民融合企业识别标准”启动技术层面的对话。这不是未来的假设，而是正在发生的事。

五、前瞻性战略建议：从被动反制到主动塑造规则

面对这一从“事件驱动”滑向“制度对抗”的长期趋势，中方需要超越个案应对，构建一套兼具防御韧性、对等威慑与规则塑造能力的综合战略。

建议一：构建“全球供应链韧性基金”与替代性采购网络

由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牵头，联合民营资本设立规模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全球供应链韧性基金”，重点支持被列入美方清单的企业在东南亚、中东、拉美建设“去美化”海外产能与备援仓储。同时，利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平台，推动建立“非西方政府采购联盟”，在成员国公共项目中优先采购彼此被美方制裁的企业产品。这不仅能对冲清单造成的市场损失，更可以从需求端重塑全球采购格局。

建议二：推动数字货币跨境结算体系，降低美元支付依赖

当前清单虽不直接冻结资产，但美国财政部后续可能配合将相关企业纳入SDN清单（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切断其美元清算通道。因此，应加速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应用，尤其在与俄罗斯、伊朗、海湾国家、东盟的能源与大宗商品贸易中，逐步建立“非美元闭环”。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与阿联酋、沙特、巴西等国央行签署本币结算框架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因美方单边清单导致的支付障碍，不构成违约事由。

建议三：在国际多边平台提出“民用企业非军事化保护规则”

利用联合国、世贸组织、G20等平台，由中国联合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等国提出一项新的国际规则倡议——《关于禁止将民用企业泛军事化认定的公平贸易原则》。核心条款包括：

· 任何国家不得仅以企业所在国存在“军民融合”政策框架为由，将无直接军事业务的民用企业列入限制性清单；

· 认定“军事关联”须提供具体产品、技术或服务的直接证据，并经多边专家组复核；

· 违反上述原则的单边措施，受害国有权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反制措施而不被认定为违反WTO义务。

这一倡议的意义不在于短期内获得美方认可，而在于占据道义制高点，将美国的单边行为置于国际规则的审判席上，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联合反制滥用“国家安全”提供法律武器。

建议四：建立国内“涉外国歧视性清单企业应急协调机制”

由商务部、工信部、外交部、司法部联合成立专项工作组，为被列入清单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支持：

· 法律援助基金：资助企业在美国或第三国提起诉讼；

· 出口转内销快速通道：针对因清单导致海外订单流失的企业，简化国内市场的准入与政府采购流程；

· 金融流动性支持：通过国有银行提供低息过桥贷款，防止企业因市场恐慌遭遇抽贷。

建议五：开展“二轨外交”与产业界联合声明

在政府间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应鼓励中美商会、行业协会以及仍在华经营的美资企业（如特斯拉、苹果、高通）发声，公开表达对1260H清单泛化做法的不安。中方可主动组织“中美工商圆桌会议”，邀请被列名中企与在华美企共同签署《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联合声明》，呼吁两国政府回归“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的共识。这种来自产业界的集体理性声音，往往比政府声明更能触动美国决策层。

六、全球影响与战略评估

1. 全球供应链的“双轨化”加速

美方持续滥用1260H等国家安全工具，正在加速全球供应链的分裂。跨国企业面临的压力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效率考量，而是日益复杂的合规审查和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最终受害的不是中美两国，而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当国家安全概念可以被任意泛化，当产业竞争力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军事威胁，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将面临系统性瓦解。

2. 国产替代的内生动力

从辩证的角度看，外部封锁倒逼的国产替代进程正在全面提速。在半导体领域，掩膜板、光刻胶、高纯石英、设备零部件、EDA软件等环节的下游晶圆、封测厂正在加速切换国内供应商。被上榜企业大多营收主力在国内市场，内需市场足以对冲海外流失。这一进程虽然短期内增加了产业成本，但长期看将促使中国在关键领域形成更加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3. 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此次清单事件暴露了中美关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美方始终未能接受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在全球体系中平起平坐的现实。一面在元首会晤中承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一面却通过行政手段单方面扩大打压范围，这种以“诚信赤字”为基础的对华政策，不仅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反而将不断侵蚀两国之间本已脆弱的互信基础。

七、结语：底线思维与长期博弈

归根结底，1260H清单的扩容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的不是中国的“军事威胁”，而是美国在公平竞争中的焦虑与失衡。当“国家安全”成为一个可以涵盖一切产业竞争力的万能借口，美国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象，也将随之褪色。

对中方而言，既要有“坚决有力反制”的决心，也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短期看，通过法律诉讼、对等制裁与关键资源杠杆，可以有效提高美方的行动成本；中长期看，加速全球供应链多元化、抢占新兴市场、主动塑造国际规则，才是从根本上削弱单边清单杀伤力的正解。最关键的，是不被对方节奏带偏——清单越频繁，越说明美国工具箱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中国企业越是能在压力下完成技术迭代与市场突破，这张清单最终就越会成为一张自我失效的废纸。

中美能否真正落实“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的新定位，不取决于中方是否强硬，而取决于美方能否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你无法通过给对手的所有冠军选手贴上“不安全”标签，来阻止自己输掉比赛。 如果美方执意将经贸问题安全化、将商业竞争政治化，那么中方已经准备好了从法律、金融、产业到国际规则的全链条反制方案。责任在美方，后果亦由美方承担。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