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而居民消费是内需最基础、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把握消费规律、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划分，不只是教科书中的理论概念，更是理解当前内需堵点、设计稳增长政策的重要切入点。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的经济循环的起点。只有深刻把握消费的内生属性与外生转化逻辑，才能更好发挥政策杠杆作用，推动消费从被动适应变量转化为主动驱动力量。

一、理论逻辑：消费的内生属性与外生转化

内生变量，指在既定经济系统内部，由系统自身运行规律决定、随经济周期自我调整的经济指标。在没有外部强力干预、缺乏财政与金融资源定向投入的条件下，消费天然属于内生变量。居民消费决策，根植于当期收入、未来收入预期、家庭负债水平以及养老、医疗、教育等预防性储蓄压力。经济下行周期，居民出于风险避险本能，会主动压缩非必要消费、增加储蓄；企业订单随之收缩，进而缩减用工、抑制薪酬增长，进一步压制消费意愿，形成“预期走弱—消费收缩—就业承压”的负向内部循环。这种状态下，消费只能被动跟随经济起落，难以独立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

所谓将消费转化为拉动内需的外生变量，本质是依托财政、货币、社会保障等政策杠杆，从经济系统外部注入动力，主动改变居民消费约束边界，打破原有自我强化的循环。这里的核心要义在于：外生力量不是简单短期“发消费券”式一次性刺激，而是以真金白银的资源投入，修正影响居民消费的底层约束条件，激活蛰伏的消费潜力，让消费从经济运行的结果，阶段性转变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因。需要强调的是，将消费作为外生变量，不是否定消费的内生属性，也不是搞长期政策依赖，而是在特定阶段通过政策外力“破局启动”，最终培育可持续的内生消费动能。

二、现实症结：预防性储蓄与消费抑制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中提出，当前我国存在长期消费抑制现象，居民不敢消费的根源，并非缺少财富总量，而是民生保障不足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压力。滕泰指出，我国社保相关支出占GDP比重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社会保障差距直接推高居民储蓄意愿，制约消费释放。这一判断在最新研究中得到印证。世界银行2026年7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显示，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率已升至32.4%，远高于疫情前29.6%的平均水平。摩根士丹利研究进一步测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私人消费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28个百分点，说明社会福利扩张能够比生产端刺激更直接地推动内需。

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上半年住户新增存款超7.58万亿元，大量资金沉淀在储蓄账户，难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直观体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名义增长5.2%；但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名义增速仅3.7%，收入增速持续高于消费增速，充分说明居民消费意愿偏弱，单纯依靠经济系统内部自发修复，消费回暖进程缓慢。

从更深层的结构性视角审视，消费抑制的根源植根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提升空间，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比有待提高。要真正释放消费潜力，必须从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支出结构等维度协同推进改革，而非仅仅依赖短期需求管理。

三、财政杠杆：筑牢民生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空间

财政政策是最直接的外生驱动力。我国居民高储蓄的核心原因，不是单纯不愿消费，而是“后顾之忧”制约消费意愿。运用财政工具，一方面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民生补贴，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经济学原理表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收入增加后，绝大部分资金会直接转化为消费，政策撬动效应显著。国内多地实践案例印证这一逻辑：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先后投放多轮消费补贴、以旧换新专项支持，有效带动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回暖。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进一步优化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截至2026年6月20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即每1元财政补贴带动10.3元居民消费，政策乘数效应显著增强。

另一方面，持续加大社保、医保、普惠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减少家庭面对未来风险需要预留的储蓄资金。滕泰提出，可适度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充实社保基金长期资金，从制度层面降低居民养老医疗焦虑，释放长期消费潜力。世界银行测算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将居民养老金水平翻倍可提高居民总消费2%至4%；将居民医疗保险水平提升至职工医保水平，可分别提升受影响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消费3.3和5.6个百分点。而将居民养老金翻倍所需成本，扣除老年贫困救助支出减少和总消费增长因素后，仅估算为GDP的0.6%，政策投入产出比极高。

2026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已升至41.3%，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向社会性支出倾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同时，新创设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进一步扩大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形成“财政补贴+金融贴息”双轮驱动的政策合力。这一类财政投入，就是典型的外部变量介入，直接改变居民消费函数。财政资金投放要精准，避免大水漫灌，重点向工薪群体、农村居民、困难群体倾斜，提升政策效能，以有限财政资源撬动更大规模的居民消费。

四、金融杠杆：优化流动性，稳定资产预期，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

货币政策作为另一重要外生工具，通过利率、流动性调节，稳定房地产与资本市场预期，修复居民资产负债结构。房产与权益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价值变化会产生显著的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家庭消费能力。在经济下行期，单个个人、单个企业勒紧裤腰带挺过去是正确的，但当所有个人、所有企业都汇总起来形成整体层面的“节俭”时，就不再正确。凯恩斯发现的“节俭悖论”对于理解当前经济运行至关重要。当经济出现需求不足时，政府应当主动作为，向经济闭环中注入流动性和润滑剂。

合理实施降息、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可以降低居民房贷、消费贷融资成本，减轻家庭债务付息压力，释放一部分现金流用于日常消费；同时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财富缩水，稳定居民长期预期。研究显示，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成本渠道影响消费，且存在非对称效应——居民对金融科技产品的使用频次越高，其消费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增强货币政策传导至消费端的有效性。滕泰认为，适度降息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工具，稳定楼市、资本市场预期，能够激活居民财产性收入，带动消费增长。中国居民储蓄总额超过140万亿元，具有巨大的消费转化潜力。资本市场预期平稳，有助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带动服务消费、大宗消费增长。

但金融杠杆运用必须守住底线。货币宽松不是无节制放水，要防范资金脱实向虚，防止资产泡沫，引导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民生领域，确保金融工具服务于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根本目标。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房价较峰值有所回落，负财富效应持续压制消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对于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信心至关重要。在政策操作上，需要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寻求精细平衡。

五、供需协同：外生政策牵引供给升级，打通内需循环通道

仅仅依靠需求端财政、货币刺激，并不足以形成长期正向循环。如果供给体系跟不上升级后的消费需求，就容易出现供需错配，政策红利快速流失。因此，把消费塑造为外生拉动力量，必须同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政策引导，推动国货品牌升级、建设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双向适配。

以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前期依托财政补贴、产业政策等外部力量扶持，激发居民购车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反过来带动产业链技术迭代、成本下降，完成从外部政策刺激到产业自身内生增长的转变，正是消费由外生驱动转向内生持续增长的典型案例。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数码和智能产品领域新增智能眼镜等品类，鼓励重点支持国务院“人工智能+”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将消费补贴与产业升级方向精准对接，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外生政策工具的设计应当与产业升级方向相协调，使短期需求刺激能够沉淀为长期产业竞争力。

2026年7月，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消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十四五”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8.8%，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地位日益巩固。在县域消费层面，2026年8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围绕县域消费渠道升级、业态创新、商品和服务优化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为打通城乡消费循环提供了制度保障。

六、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外生政策的价值，在于“破局启动”，而非永久托底。我们要清晰认识：消费作为外生变量，是阶段性状态，不是最终常态。政策外力的目标，是启动正向经济循环：外部政策激活消费需求→企业订单增加、扩大生产、稳定就业→居民收入稳步上涨、消费能力持续提升。待到循环运转顺畅，消费将重新转化为具备内生韧性的增长动力，实现外生撬动破局、内生接续增长的动态转换。这一逻辑与国际经验高度吻合：在人均GDP处于1万至2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普遍重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为消费驱动型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结合滕泰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六点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财政资源更多向民生保障、居民增收倾斜。 稳步扩大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完善医保报销体系，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压力。定向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收入补贴，优先采用普惠性、不绑定商品的补贴方式，最大化消费拉动效果。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目前约占GDP的11%，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二，用好货币政策工具箱，持续降低居民融资成本。 合理运用降息等工具，有序化解居民部门债务压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稳定市场预期，培育居民财产性收入，发挥财富效应带动消费。当前货币政策提振消费的传导机制仍不够有力，需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增强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

第三，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消费场景。 落实《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壮大银发经济、文旅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打通城乡流通堵点，以高质量供给匹配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将消费补贴政策与“人工智能+”等产业升级方向精准对接，使外生刺激与内生增长形成合力。

第四，健全长效分配机制，稳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推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根源上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提升“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成为“十五五”时期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方向。

第五，建立社会保障待遇调整的前瞻性指引机制。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若在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提供关于未来调整路径的明确前瞻性指引，形成可预测的轨迹，将减少居民部门当前未雨绸缪的必要，推动消费前移。政策制定应当注重预期管理，通过制度化调整机制让居民对未来保障水平形成稳定预期，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

第六，把握好外生向内生转换的节奏与边界。 外生政策重在“启动循环”，须设定清晰的退出机制和评估标准，避免形成政策依赖。财政金融资源应集中投向能够产生持续正向循环的关键环节——民生保障、收入增长、供给升级——使政策外力的效果逐步沉淀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增长能力。

结语

立足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把握好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转换逻辑，兼顾短期稳消费与长期制度建设，持续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正如滕泰所言，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又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是一切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只有深刻理解这一本质，才能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主动，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消费繁荣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内需基础。

精简版（思宇时评公众号短评）

思宇时评：如何让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外生变量

金思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在宏观经济框架下，若无财政、金融政策外力介入，消费属于内生变量，随收入、预期、经济周期自然波动。当前我国居民存款持续走高，住户存款余额达173.48万亿元，背后是养老、医疗等民生顾虑带来的预防性储蓄，消费很难自发成为增长引擎。2026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仅3.7%，低于收入增速5.2%，居民消费意愿偏弱。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提出，我国存在长期消费抑制，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是提振消费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仍有差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也有提升空间。若动用政策杠杆，投入真金白银：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社保减轻民生压力，辅以合理货币政策调节流动性、稳定资产预期，就是从经济体系外部注入驱动力，消费便可以阶段性转化为拉动内需的外生变量，主动带动经济增长。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撬动比达1∶10.3，每1元财政补贴带动10.3元居民消费，政策乘数效应显著。

外生刺激重在“启动循环”，不能长期依赖。财政金融外力激活消费，带动企业扩产稳就业，居民收入随之增长，最终培育可持续的内生消费动能。只有把握好内外变量转换逻辑，同步推进供给升级，打通供需堵点，才能夯实国内大循环根基，稳步扩大内需，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