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正经历一场比货物贸易时代更为深刻的结构性迁移。人工智能从工具变量上升为生产函数的核心参数,国际贸易的竞争重心随之从“在哪里制造”转向“用什么智能、以什么规则、向谁交付”。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服务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85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8%,其中中国市场规模突破42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22.7%,增速31.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规模优势并不自动等于竞争优势。美国以超55%的全球占比持续领跑AI服务市场,中美两国合计占比接近七成,欧洲则在监管框架成熟度上构筑起另一种形态的壁垒。中国智能服务出海面临的,是一个技术、规则与地缘政治三重变量交织的竞争场域。扩大对外输出,已不能停留在“多卖几单服务”的量级上,而需要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重新锚定中国的位置。

一、竞争逻辑之变:从产品出口到体系输出

智能服务出海的深层意义,首先在于它正在改写“出口”本身的定义。传统货物贸易的竞争力锚定于成本、产能与物流效率;智能服务的竞争力则锚定于模型能力、算力可达性、数据合规架构和本地化运营体系的复合函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4.2%,2026年一季度服务出口增速继续保持在11.2%的高位。软件业务出口在2026年前7个月达到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收入持续两位数增长。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服务出口的动能正在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知识密集型环节迁移。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增速本身,而是增速背后的形态变化。词元(Token)作为大模型运算与交付的最小单元,正在成为数字服务贸易中一种可计量、可定价、可跨境流转的“标准品”。汕头华侨试验区2026年4月底完成词元出海全链路闭环验证时,日调用量为1亿词元,不足一月即攀升至百亿词元。广州则以“来数加工”模式搭建物理隔离的算力专区:境外原始数据经合规专线入境,在境内完成推理运算,仅将结果回传,数据本身不出境。这种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算力消耗、电力消纳和数字服务收入留在了境内,同时以合规架构消解了跨境数据流动的政治与法律风险。正如金思宇所指出的:“智能服务出海的核心命题,不是把服务器搬到海外,而是把中国在超大规模场景中沉淀的工程效率,转化为可跨境交付、可被国际规则接纳的服务能力。”

这一判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背景。2026年11月,美国商务部BIS发布临时最终规则,将数据中心向“D:5国家”(含中国)企业提供远程算力服务纳入出口管制视野,实质上封堵了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数据中心间接获取高端算力资源的通道。在先进芯片实物出口已经受限的条件下,远程算力访问管制的补位,意味着中国智能服务出海不能寄望于“借道海外基础设施”,而必须走通以境内算力为锚点、以制度创新为护城河的自主路径。词元出海从试点走向规模化,正是在这一约束条件下逼出来的模式创新——它不是对既有全球分工的简单嵌入,而是对算力地理分布与贸易价值归属之间关系的一次重新安排。

二、格局之辨:全球南方是增量,成熟市场是考场

中国智能服务的海外落地,正在呈现清晰的空间分层。东盟数字经济2026年商品交易总额预计达到3680亿美元,同比增长17%,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6337亿美元、增长8.7%,成为全球数字服务需求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2026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密切的经贸联系为智能服务落地提供了需求土壤。面向东盟的法律智能体收录11国法律19万余部,上线后用户环比增长300%;在马来西亚,中国数字化平台帮助新能源企业远程识别光伏故障、推送工单;上海AI诊所落地沙特,将智能医疗服务带入中东市场。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以可负担的成本、可本地部署的架构、可适配区域语言和行业知识的工程能力,切入了成熟市场方案难以覆盖的中长尾场景。

然而,把全球南方简单等同于“低门槛市场”,是一种危险的误读。东盟正在推进《数字经济框架协定》(DEPA在区域层面的延伸),围绕数字贸易、数据流动、数字支付和网络安全形成系统性规则安排。这意味着,今天以项目制方式进入的市场,明天就可能面临规则合规的硬约束。中国智能服务在东南亚的竞争优势,不能长期建立在“规则空白期的先发红利”之上,而需要从项目交付向标准嵌入升级——把在具体场景中验证过的接口规范、数据治理流程和运维体系,转化为区域规则讨论中的可接受方案。

成熟市场的逻辑则完全不同。欧盟数字监管不是一部法律,而是一张由GDPR、AI Act、DSA、DMA、NIS2、Data Act和Cyber Resilience Act叠合而成的合规网络,罚款上限可达全球营业额的7%。AI Act的高风险义务时间线虽有所后移,但透明度义务和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治理规则已经进入执行轨道。对中国智能服务企业而言,欧洲市场短期内更现实的定位不是规模化收入来源,而是合规能力的“压力测试场”:能否在数据本地化要求、算法透明度审查和系统性风险评估中建立起可复用的合规资产,将决定中国智能服务能否从全球南方的“性价比供给者”升级为全球市场的“可信赖供给者”。

三、规则之困:三重结构性约束的深层逻辑

将智能服务出海的短板仅仅归结为“技术差距”或“本地化不足”,会遮蔽更根本的问题。当前制约空间释放的,是三种性质不同的结构性约束。

其一是技术体系的非对称依赖。 前沿基础模型、顶级算力芯片和底层开发框架的自主可控程度,决定了中国智能服务在价值链上的天花板。美国2026年的远程算力管制规则,本质上是将“算力可达性”武器化,把出口管制的边界从实物延伸到服务接入。这意味着,中国智能服务出海所依托的境内算力底座,必须在先进芯片可获得性受限的条件下持续提升效率。词元出海模式的价值因此不止于贸易增量——它把算力需求集中到境内合规专区,以规模化调用摊薄单位推理成本,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以服务效率对冲硬件约束”的替代路径。

其二是规则体系的理念性分歧。 CPTPP原则上禁止数据本地化,将数据视为普通商品,以比例原则约束监管措施;中国则将数据视为具有主权属性的战略资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和安全评估。这种分歧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法理逻辑层面的。中国加快对接CPTPP和DEPA,2025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首次增设“数字贸易”专章,第67条明确国家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为谈判提供了国内法依据。但对接不等于趋同。DEPA的模块化结构——允许发展中国家从低风险模块阶梯式接入——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在数据跨境、数字身份、AI治理等新兴模块中,以“中国实践+国际表达”的方式参与规则升级,而非在CPTPP的一揽子高标准面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三是治理能力的制度化赤字。 2026年7月,29国共同签署协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标志着中国倡议推动的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进入实体化运作。这是中国从规则参与者向规则载体建设者迈出的关键一步。但组织成立只是起点。智能服务出海的规则话语权,最终取决于能否把WAICO、DEPA模块化谈判和RCEP区域合作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制度产品:清晰的跨境数据合规范本、可互认的服务标准、可预期的争端解决通道。如果治理倡议不能下沉为出海企业的合规基础设施,规则塑造就会停留在宣言层面,无法转化为竞争优势。

四、路径再校准:从“鼓励出海”到“构建不可替代性”

基于上述分析,扩大智能服务输出需要完成一次政策逻辑的校准:重心从“降低出海门槛”转向“构建海外市场对中国智能服务的结构性需求”。

第一,把词元出海从试点提升为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 汕头和广州的实践已经证明,“来数加工+物理隔离+结果回传”的模式在合规和商业上均可跑通。下一步的关键,不是简单扩大试点数量,而是解决三个制度化问题:跨境资金结算通道与词元小额高频交易特征的匹配、词元计量标准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衔接、以及境内算力专区的绿色电力成本优势向海外客户的可传递性。词元若能从“试点业务”升级为“可复制的贸易品类”,中国就在数字服务贸易中拥有了一个由自己定义计量单位和定价逻辑的细分赛道。

第二,以DEPA模块化逻辑替代粗放式市场分层。 面向全球南方,重点不是输出“低成本方案”,而是输出“可阶梯式合规的部署架构”——使东道国能够在不一次性承担高标准开放成本的前提下,逐步接入中国智能服务的接口和标准。面向成熟市场,聚焦高端工业智能、专业算力租赁和垂直行业定制方案,以合规能力而非价格作为竞争支点。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合作的制度积累,可以作为DEPA模块化对接的区域试验田,在数字支付互认、电子单证跨境效力等具体议题上先行形成可复制的规则接口。

第三,把WAICO从组织存在转化为规则生产能力。 中国已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WAICO的下一步,应当聚焦于产出可操作的公共产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AI服务合规能力建设工具包、跨境智能服务的数据分类分级参考框架、以及多语种多法域的AI治理知识库。这些产品的使用者是各国监管者和出海企业,而它们一旦被采纳,就构成中国智能服务进入相关市场的制度通道。

第四,以“服务+算力+标准”的捆绑输出替代单点项目交付。 智能服务的产业链带动效应,只有在捆绑输出中才能充分释放。海外智算中心项目如果仅停留在EPC交付,带动的只是设备和工程收入;如果同步嵌入中国云平台的调度架构、词元计费体系和运维标准,带动的则是持续的算力服务收入、软件授权和标准话语权。政策工具应当从出口信贷和税收优惠,向“标准捆绑”和“合规能力捆绑”延伸——对带动中国服务标准落地的项目给予制度性激励,而不仅仅是对出口金额给予财务性激励。

结语

智能服务出海走到今天,已经越过了“有没有”的阶段,进入“以什么身份嵌入全球数字分工”的深水区。词元出海的意义,不在于它为服务贸易统计增加了一个新科目,而在于它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在算力地理被地缘政治切割、数据流动被规则壁垒分割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与工程能力的组合,把境内场景优势转化为跨境服务能力。全球AI服务市场的竞争,最终不会是单一模型能力的对决,而是“技术底座—合规架构—规则接口—运维生态”四位一体的体系竞争。中国智能服务要赢得的,不是某一个市场的份额,而是在全球数字贸易的规则底层中,留下不可绕过的中国接口。技术扎根越深,制度接口越清晰,服务网络越具韧性,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就越不依赖于外部条件的松紧,而内生于中国自身产业升级与制度开放的节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