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塑的当下，中美之间的科技与产业博弈，牵动着全球经济秩序的走向。理性审视这场大国竞争，必须摒弃两种极端认知：一是盲目低估美国的科研积淀，陷入速胜论；二是放大外部制裁的威慑效应，滋生悲观论调。客观来看，美国拥有雄厚的科研基础与长期技术积累，低估美国并不理性；但如果美国认为依靠技术封锁、产业围堵和军事施压，就能把中国长期锁在产业链低端，同样不现实。

一、正视对手：美国科技硬实力的客观根基

美国科技产业的硬实力，根植于百年持续的基础科学投入、顶尖人才集聚与成熟产学研转化体系。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报告》显示，美国在基础模型底层创新、高端算力资本投入、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方面仍保有显著优势。美国拥有5427个数据中心，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十倍以上，数据中心总能耗居全球之首，AI数据中心的电力容量已达29.6吉瓦，接近纽约州峰值用电需求；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达到2859亿美元，是中国的23倍以上。在芯片底层架构、精密科学仪器、工业基础软件等领域，美国长期维持技术壁垒，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

美国多位产业专家提出，基础科学的突破需要漫长周期积累，高端技术生态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也指出，美国在半导体和AI领域的底层技术积累，构成了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存量优势。这正是我们始终主张正视对手优势、保持持续学习心态的重要原因。

二、核心命题：产业循环能力决定博弈走向

然而，美国近年持续加码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供应链剥离等一系列遏制手段，试图构筑排他性产业高墙，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这一战略设想严重误判现实。从限制高端AI芯片、EDA软件，到近期FCC将中国产电力逆变器、人形机器人纳入管制清单，再到酝酿限制中国实验室的电子产品国际认证业务，层层加码的围堵举措，本质上是试图切断中国高端产业的外部技术来源，延缓产业升级节奏。但从近年产业实践来看，一轮轮制裁只能造成短期阵痛，无法从根本上瓦解中国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

最核心的变化在于：今天的中国产业崛起，早已不是少数项目单点突破，而是在多个产业赛道形成了从基础科研、中试孵化、智能制造，到市场落地、资金反哺再迭代创新的完整闭环循环。这种全链条自洽的产业能力，不会因为一轮制裁就消失。

从产业根基来看，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覆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超过美、日、德三国制造业增加值之和。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17.9%和37.2%，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我们形成独有的“技术突破—产能释放—市场验证—收益反哺研发”良性循环，市场需求持续牵引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反过来激活消费市场，内生动力源源不断。

三、韧性印证：多赛道突破的产业实践

一系列最新产业案例印证了这套循环体系的强大韧性。

超算领域，2026年6月，全国产自主研制的“灵晟”超级计算机以2.19EFlops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TOP500榜单，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二百亿亿次的超算系统，时隔九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在高端GPU持续禁运的背景下，“灵晟”打通芯片、存储、互连、散热全套国产技术栈，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美欧E级超算，实现了完全自主可控的体系化突破。

人工智能赛道，国产DeepSeek-R1大模型以极低训练成本实现了比肩国际顶尖模型的推理能力，成果登上《自然》封面。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报告》指出，中美两国在AI模型性能上的差距已几乎消失，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尖模型领先幅度仅剩2.7%。与此同时，中国在论文发表量、引用次数以及专利产出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在工业机器人部署数量上占全球装机量的54%，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AI创新路径。

新能源与智能制造赛道，全球前十电力逆变器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七席；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我国已建成从核心部组件到整机装配的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制造体系，上万家企业协同攻关，实现供应链自主可控、降本增效双向发力。禾赛科技激光雷达出货量达到美国头部企业的64倍，即便面对美国逆变器禁令，国内企业依托多元化海外市场布局，有效对冲单一市场风险。而美国本土光伏逆变器约90%依赖进口，花旗分析师明确指出，相关禁令可能真正损害美国自身——强行切断中国逆变器供应，无异于在本已紧绷的供应链上“砍一刀”，直接加剧设备短缺。美国能源部2026年2月的报告也承认，检查了约30台中国逆变器，未发现嵌入恶意通信设备的证据，所谓安全风险缺乏事实依据。市场预计美国今年计划建设的数据中心近一半将因逆变器等电气设备短缺而被推迟或取消。

半导体领域，成熟制程持续稳步扩产，国内累计装机浸没式DUV光刻机数百台，支撑成熟工艺持续迭代。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芯国际营收增幅达到36%，在外部持续限制下逆势增长，跻身全球晶圆制造企业前列。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研究团队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悖论：美国对华技术脱钩不仅没有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反而触发了“压力—突破”机制，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追赶；同时，脱钩政策破坏了技术加速所依赖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美国自身也因市场收缩、人才流失和创新网络削弱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四、创新驱动：持续创新能力是竞争力的不竭源泉

产业循环能力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并不断升级，其源头活水在于持续的创新能力。没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产业循环就会退化为低水平的重复再生产，竞争力终将枯竭。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所深刻揭示的：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能否有效形成竞争环境、推动创新，产业竞争力即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竞争优势不是先天的资源禀赋，而是后天的、需要创造的。波特强调，企业能够胜过国际竞争对手，是因为能察觉新的竞争状况，或在传统的竞争方式中添加更新且更好的材料，而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是高级技术人才、专业的产业基础以及特定的科技专家等高级和专业型生产要素。这些论断精准地指出了创新在竞争力构建中的核心地位——它不是一个附加变量，而是决定产业竞争胜负的根本力量。

这一观点在全球产业界得到了最直接的印证。埃隆·马斯克在2026年的一场深度访谈中，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判断。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中国将彻底主导制造业。”在谈及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面临的全球竞争时，马斯克坦言：“我确实认为，迄今为止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非常擅长扩大制造业规模，同时擅长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并处在持续进步的进程中，因此绝对是特斯拉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强力竞争对手，和中国的竞争绝对是一场硬仗。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中国是极具潜力和更高层级的对手。”他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没有突破性创新，中国将完全主导AI、电动汽车制造和人形机器人制造。马斯克反复强调“持续进步”“持续创新”的价值，这些论述从全球产业竞争第一线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持续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之间的正向关系。他甚至在央视财经专访中感叹，“AI领域迭代速度太疯狂了，AI软件的升级和新品发布的速度都太快了，快到让我头晕目眩。有时候睡前刚看到一项重大突破，一觉醒来又是新突破，到午饭时又有新成果问世”——这种对创新速度近乎敬畏的描述，恰恰说明在当今产业竞争中，谁能保持最快的创新迭代节奏，谁就能占据竞争的主动。

波特进一步指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除了依靠自然禀赋之外，更需要通过产业内的自生创新，才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这一判断与马斯克对“持续进步”的强调高度一致。二者的核心逻辑是相通的：竞争力不是一次性的成果，而是持续创新的能力。一次技术突破可以让企业获得短暂优势，但只有持续创新才能将这种优势转化为长期的竞争力壁垒。产业循环体系之所以能够有效抵抗外部封锁，恰恰是因为它内置了“技术突破—产能释放—市场验证—收益反哺研发”的创新循环机制，每一轮循环都为下一轮创新提供资金、数据和场景支撑，使创新能力得以持续积累和螺旋上升。用马斯克的话来说，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当前拥有什么，而在于能否保持“持续进步的进程”。

在经济学理论层面，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的“熊彼特式增长理论”为这一逻辑提供了严谨的学术支撑。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深刻阐释了创新如何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阿吉翁在2026年外滩大会上进一步指出，随着一个经济体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创新环境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从高科技专利占比等指标看，中国目前在前沿创新方面表现良好。他还强调，应对技术变革需要良好的教育体系，“中国就具备这样的条件”。阿吉翁的研究表明，持续创新能力之所以是竞争力的根本源泉，在于它能够不断打破旧有均衡、开辟新的增长空间。对于一个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当技术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后，模仿和吸收的空间收窄，前沿创新的能力就成为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变量。这与中国当前的产业升级阶段高度吻合——在成熟制程、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中国已经走到全球前沿，持续创新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这些产业能否保持并扩大竞争优势。

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坚实的投入支撑。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从2020年的24393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39262亿元，年均增长10.0%，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36%提升至2.80%，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基础研究投入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2020年增长89.4%，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达7.08%。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7.6万亿元，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44.9%提高至54.0%。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20年的524万人年增加到2025年的795万人年，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25个，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持续创新能力正在从投入规模向产出效率全面跃升，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五、国际反思：遏制政策的逻辑困境

国际经济学界不少学者也开始重新评估对华遏制政策的实际效果。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2026年8月公开撰文，驳斥了所谓“中国冲击”和“中国挤压”的叙事。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不是“以邻为壑”，而是“富邻之举”；中国竞争力的驱动力主要是真实的生产率提升，而非补贴，所谓“产能过剩”的抱怨“往往是无的放矢”。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的批驳更为犀利。他在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挤压论”根本不以经济数据为依据，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图兹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三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他在文章结尾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该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该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026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对此回应称，“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非‘冲击’，是赋能而非‘挤压’”。当来自美国经济学界不同阵营的学者与中方得出相同结论时，所谓“中国挤压论”的叙事已经失去了实证基础。

金思宇研究员认为，大国产业竞争和小国产业依附发展有着本质区别：小国产业可以依托全球分工单点崛起，但大国产业进阶，必然依靠内生循环体系稳步迭代。美国当前的战略误判，就在于沿用冷战时期遏制小国的思路，试图用技术封锁“锁死”拥有完整工业体系、超大内需市场的大国，低估了产业循环生态的抗压能力，也违背了全球化时代产业链深度交融的客观规律。

六、清醒认知：差距仍在，持久战不可避免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差距，不能把产业韧性等同于全面领先。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底层工业软件、高端精密仪器等领域，短板依然客观存在，产业升级依然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外部遏制会抬高研发成本、拉长攻关周期，部分高端领域仍需要持续多年投入，久久为功。斯坦福大学报告同时显示，美国在顶尖模型数量和高影响力专利方面仍占优势，全球AI硬件供应链仍高度依赖台积电等少数关键节点，这些都是需要正视的现实。

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常态化、长期化。彻底压倒对方、全面脱钩隔绝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零和博弈的旧思路越来越难以落地。对于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巨大内需市场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大国，更加理性的相处方式，不是幻想单方面压制取胜，而是接受竞争长期存在，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在竞争中开辟合作空间。

七、战略定力：以产业循环夯实博弈底气

面向未来，中国的发展策略，一方面坚持自主创新，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夯实产业循环根基，用好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融入全球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开放竞争中持续迭代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产业循环能力之所以成为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在于它超越了一切单点技术优势的线性推演。一项技术可以被封锁，一台设备可以被禁运，但一个拥有完整工业门类、超大内需市场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产业生态，其自我迭代、自我修复、自我升级的能力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切断的。技术可以“卡脖子”，但产业循环的生态体系无法被“锁死”。而持续创新能力，正是确保这一生态体系不断进化的内生动力——它既是产业循环的起点，也是产业循环得以螺旋上升的引擎。波特所言的“产业内的自生创新”，马斯克所强调的“持续进步的进程”，阿吉翁所阐释的“创造性破坏”机制，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在大国产业竞争中，持续创新能力就是竞争力本身。谁能够保持最快的创新迭代节奏、最有效的创新成果转化、最持久的创新投入积累，谁就能在这场长期博弈中占据主动。

大国博弈，归根结底是耐力、定力与体系能力的比拼。保持战略定力，稳步夯实内生创新循环，就是我们应对外部挑战最坚实的底气。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