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产能过剩压力与宏观杠杆韧性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持续显现。2026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但供需匹配失衡、内需基础尚不牢固的问题依然突出。破解这一困局，不能依赖行政化的短期调控，必须锚定提高居民收入占比这一根本支点，让老百姓有钱消费、敢于消费，以真实需求引导投资流向，依托市场自发调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方能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稳步降低宏观杠杆，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循环。


一、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既是内需不足的起点，也是结构性过剩的深层根源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内需增长潜力，也从根本上塑造供需平衡的格局。国家统计局2026年10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30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与同期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但收入结构中的短板依然醒目：人均财产净收入仅增长1.6%，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7.8%，与工资性收入57.4%的占比形成鲜明反差；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仍达2.39，收入分配差距的收敛速度尚不足以支撑消费结构的整体升级。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并非单纯的“分蛋糕”偏差，它通过两条渠道同时加剧了内需疲弱与产能过剩。其一，消费能力不足使国内市场需求难以消化持续扩张的供给能力，行业陷入供过于求、价格下行、利润收缩的困境，企业为维持运转不得不依赖债务融资，形成“产能过剩—效益下滑—杠杆攀升”的负向链条。其二，收入预期偏弱叠加教育、医疗、养老等预防性储蓄压力，使居民在既有收入水平上进一步压缩即期消费。2026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1.1%，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9月除汽车以外增长3.9%，汽车消费的负向拖累清晰表明：当大宗耐用品消费因收入预期和资产负债表压力而推迟时，消费回暖的斜率就会被显著压平。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列为年度核心目标，切中的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要害。不从收入端破局，不把国民收入中更多份额稳定地配置到居民部门，任何刺激政策都只能产生脉冲式效果，难以形成持续的内需牵引力。


二、财产性收入短板与预防性储蓄：收入向消费传导的两个“减速带”


工资性收入的温和增长并不自动等于消费的同步扩张。当前居民收入向消费的传导至少面临两道“减速带”，二者共同解释了为什么“有钱”与“敢花”之间仍存在明显缺口。


第一道减速带是财产性收入占比过低且增长乏力。财产净收入仅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7.8%，意味着大多数家庭的财富积累高度依赖劳动收入，缺乏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端支撑。2026年10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将“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列为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的重要内容，提出“多措并举稳住股市”，加快打通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同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这一政策指向具有清晰的经济逻辑：财产性收入的本质是为居民提供一个独立于劳动报酬的“收入缓冲层”，当股市、租金、集体资产分红等渠道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现金流时，居民对工资波动的敏感度下降，消费决策的跨期平滑能力随之增强。农村“沉睡资产”的盘活尤其具有增量意义——它面对的是一个财产性收入基础更为薄弱的群体，边际效应更为显著。


第二道减速带是预防性储蓄对即期消费的挤压。社会保障体系的风险分担功能如果不足，家庭就必须以自有储蓄替代公共保障来应对养老、医疗、失业等不确定性。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的数据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机制：居民部门杠杆率从一季度的59.0%降至57.7%，自2024年二季度起连续去杠杆，房贷连续多个季度负增长，消费贷降幅进一步扩大。居民主动收缩信贷、修复资产负债表，在微观层面是理性的，但在宏观层面却构成消费信贷收缩→内需走弱→企业盈利承压→就业和收入预期进一步弱化的负反馈。NIFD的报告明确指出，内需偏弱的根源与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修复高度相关。换言之，让居民“敢消费”的关键不在于鼓励加杠杆，而在于把预防性储蓄的“替代性需求”降下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落实、医保药品目录的扩大与自付比例的降低、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提高，本质上是在用公共保障置换家庭储蓄，把原本锁在“防病养老”账户里的资金释放为当期消费能力。


三、以需求升级牵引投资优化，让市场而非行政指令决定产能去留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投资最可靠的需求信号。只有当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需求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升级”，资本才会被引导流向有效供给领域，从源头上减少无效投资和低效信贷。


2026年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1%，结构性分化极为鲜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达80.2%，处于较高景气区间；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仅为61.2%，汽车制造业为66.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64.8%。这一分化本身就在发出清晰的信号：顺应消费升级和技术迭代方向的高技术产业，产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依赖传统投资需求和同质化扩张的原材料与大宗制造行业，则持续承受供需错配的压力。过去依靠行政手段批量去产能，虽然短期见效快，但“一刀切”容易误伤有效供给，且政策一旦退出，过剩产能往往重新抬头。市场机制下的出清则不同：亏损压力迫使低效产能退出，存活下来的企业获得更集中的市场份额和更健康的定价环境，信贷资源随之从“僵尸产能”中释放出来。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践提供了需求牵引供给侧优化的一个现实样本。2026年1—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6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这组数据的意义不止于“拉动了多少销售额”，更在于它向制造端传递了明确的产品升级信号：消费者用旧换新的选择集中于绿色、智能、高能效产品，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设备更新随之向这些方向倾斜，从而在消化存量产能的同时抑制了低端产能的再度扩张。


传统行业的市场化出清同样在加速。钢铁行业8月粗钢产量同比下降3.7%，生铁产量下降3.5%，超过70%的钢企处于亏损状态，机构研报判断“市场化供给出清已启动”。光伏多晶硅行业10月开工负荷预计降至35%左右，月度产量环比降幅约12.9%，减产压力正在推动行业从“规模竞赛”转向“成本与技术竞争”。这些案例共同说明：当需求端的价格信号足够清晰时，市场自身会产生出清的动力，而行政手段的角色应当从“替市场做决定”转向“为市场出清提供制度条件”——包括硬化预算约束、消除地方保护对低效产能的隐性补贴、畅通落后产能的退出渠道。


四、去杠杆的“分子—分母”逻辑：从被动收缩走向盈利驱动的良性循环


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从一季度的309.3%降至308.2%，为2022年以来首次单季下降，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这一下降的构成需要审慎拆解：名义GDP增速回升至5.9%，对“分母”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名义增速的回升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输入性价格因素的支撑。真正意义上的良性去杠杆，不能长期依赖价格因素推高分母，而应当建立在企业盈利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长所驱动的内生偿债能力提升之上。


当前盈利修复的进度恰恰提示了这一转变尚未完成。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15.7%，但增速较1—7月的17.6%继续放缓，8月当月同比仅增长4.2%，且企业杠杆率整体小幅抬升。利润增速的回落意味着“盈利改善→偿债能力增强→杠杆自然下降”的传导链条仍不稳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利润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高度不均：上游资源品价格上行对中下游制造业形成成本挤压，而中下游企业恰恰是吸纳就业和支撑居民收入的主力。如果利润修复不能从上游向下游、从国企向民营中小企业扩散，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就难以从“被动收缩”转变为“主动修复”。


这也正是收入提升与去杠杆之间的关键联结点。居民消费扩容→下游企业订单改善→利润回升→企业以盈利偿还债务、补充资本金→宏观杠杆率在“分子收缩、分母扩张”的双重作用下稳步回落。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的单季下降表明这一方向是可行的，但要让“单季”变成“趋势”，必须把居民收入增长从“与GDP基本匹配”提升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改善”，否则消费回暖的力度将始终不足以支撑企业盈利的系统性修复。


五、协同推进分配改革与市场建设，打通“收入—消费—产能—杠杆”的循环堵点


将上述逻辑转化为可持续的宏观结果，需要在收入端和市场端同时形成制度合力，使“藏富于民”与“畅通循环”相互强化而非彼此替代。


收入端的着力点应当从“保基本”向“调结构”延伸。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解决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底线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则需要依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优化专项附加扣除、完善分红回购和员工持股等制度安排，使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和稳定。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尤其需要耐心：稳住股市、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是在存量财富层面改善居民的资产收益预期；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闲置农房，则是在增量层面为农民创造新的收入流。两者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不再单一依赖工资，从而增强消费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市场端的核心是让价格信号真正引导资源配置。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使供需之间的价格传导不再被行政壁垒和隐性补贴所扭曲。完善市场化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关键在于让低效主体“退出有路径、职工有保障、债务有处置”，而不是以行政命令替代市场选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本质上也是在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清除制度障碍：只有当地方保护不再能够为低效产能提供庇护时，竞争的压力才能真正转化为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既是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老百姓的“钱袋子”不仅鼓起来，而且收入的来源更稳定、保障的底线更牢固、资产的收益更可预期，消费的“发动机”才能持续转动；当市场而非行政指令决定谁去谁留，产能过剩的堵点才能被真正打通，高杠杆的风险才能在盈利修复与资产负债表改善的互动中稳步缓释。中国经济迈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根基正在于这一收入—消费—投资—杠杆的良性循环能否从局部苗头成长为系统性的内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