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引言：一张退税支票与一张加油站小票之间的距离


2026年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将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参议院35席及三十多个州长。投票前最后几周，两份几乎同时出现的“账单”构成了理解这场选举的关键入口。


一份来自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026年4月20日，该机构正式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关税退款系统，依据最高法院2月20日以6比3作出的裁决，向约33万家进口商退还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非法关税”，总规模约1660亿美元。总统以“紧急权力”征收的关税被判定越权，钱退回了企业账户。


另一份来自加油站和超市。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8月的3.4%；环比0.6%的涨幅为五个月来最大。汽油价格环比涨逾9%，柴油一度触及每加仑6.5美元的历史高位。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冲高至6.3%，显示上游成本压力尚未见顶。


两份账单并置，暴露出一个被竞选语言反复遮蔽的事实：关税被裁定违法、税款被退还，但货架上的价格并没有随之回落。 企业拿到了退款，消费者拿到的仍是涨价后的标签。退款很难真正流向消费端——零售价格存在典型的“价格刚性”，企业不会像应对关税上调那样，因为关税下调而主动降价。选票可以换掉一个被裁定越权的政策工具，账单却不会因为一次司法裁决或一场选举而自动重写。


这就是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最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选民走进投票站时攥着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张加油站小票和一张超市账单；而两党面对这张账单，同时交不出可被信任的答案。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在野党收割执政党失分”，而是一场制度性的双输困局——选民用选票惩罚一个政党，却无法用选票更换一套治理方式。


一、痛感穿透党派：两组民调之间的“共同负资产”


执政党一侧的失分速度已经无须过多论证。美联社—NORC 10月初的调查显示，只有17%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的方式，认可其整体经济管理的比例为26%。更具杀伤力的是归因：65%的受访者认为高物价主要源于特朗普的政策，而非外部不可控因素；约七成认为其生活成本表现“比预期更糟”。Silver Bulletin的汇总数据将特朗普经济议题的不认可率标定在约64.7%，认可率仅31.8%。这不是单纯的不满意，而是承诺落空——他当年正是靠“上台就降物价”入主白宫的，话说得越满，反噬越狠。


但真正构成“信任赤字”的，不是执政党的低分本身，而是在野党在同一议题上同样无法完成可信度的正向积累。


福克斯新闻10月14日公布的民调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剖面：57%的登记选民在处理通胀与物价上更信任民主党，41%信任共和党；盖洛普调查中，51%的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更能让国家保持繁荣”，领先共和党14个百分点——2018年时这一优势还属于共和党。然而，同一份福克斯民调中，只有35%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有应对国家问题的明确计划”；皮尤的数据更为严峻，仅有15%的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在阐述未来施政计划方面“极其出色”或“非常出色”。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整体好感度同样处于水下：43%正面，46%受访者认为其立场“过于自由派”。


这意味着，“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反超共和党”的真实含义需要重新校准：这不是可信度的正向积累，而是对手失分更快造成的被动挤出。 库克政治报告的查理·库克对此的判断仍然精准——这可能是一场由共和党不受欢迎推动的“红色暗流”，而非由民主党自身受欢迎程度带动的“蓝色浪潮”。NPR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的焦点小组则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印证：12名受访摇摆选民中，8人认为特朗普“与他们的经济关切脱节”，9人表示当前的经济焦虑比拜登上台前更重，但这并未转化为对民主党的信任。


AP的长期追踪揭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结构：回答“两党都不信任”的受访者比例持续上升，已超过单独信任任何一党的比例。选民的逻辑不再是“选择更好的方案”，而是在两支均不被充分信任的力量之间做排除法。信任赤字已经成为两党共享的负资产，而不是任何一方可以提取的政治盈余。


二、痛感的结构：为什么一张退税支票说服不了一张超市小票


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股市点位与减税成果，但选民用生活账本给出了另一套答案。福克斯民调中，60%的选民把日常开支列为首要经济优先事项，关注股市表现的仅占21%。皮尤10月的调查进一步显示，84%的登记选民称经济将极大影响自己的投票，74%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73%担忧必需品与食品，69%担忧医疗支出，66%担忧住房成本。体感落差背后，是三条可验证的结构性来源，而2026年新增的变量使它们比此前更为尖锐。


第一，关税的成本归属已经被数据“钉死”，而退税的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暴露了分配断裂。 纽约联储2026年2月的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关税的约90%，在关税平均税率由2.6%升至13%期间，外国出口商并未通过降价消化成本。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结构相同：外国出口商承担约5%，美国企业短期吸收约30%，其余70%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关税听起来像是向外国收钱，实际支付者始终是进口商的美国客户和货架前的消费者。


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最高法院裁决后的退款路径。1660亿美元退给了进口商，而非在关税期间支付了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大法官卡瓦诺在少数意见中已经点破了这一悖论：美国可能被要求向缴纳IEEPA关税的进口商退还税款，“即便部分进口商可能已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其他方”。退税修复的是企业的现金流，不是家庭的购买力。一次被司法系统确认的“纠错”，在分配意义上与选民的日常账本完全脱钩。 这正是“选票能换、账单不能”最精确的制度注脚。


第二，“战争—能源—AI投资”三重推力在2026年形成了叠加冲击，而三者都不是一次选举能够逆转的。 2月底美以对伊朗动武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受扰，能源价格沿运费和燃料附加费向全链条传导。穆迪的估算显示，伊朗战事使每户美国家庭的平均成本约为2000美元；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的数据则显示，美国消费者为燃油支付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汽油价格上涨39.2%，柴油上涨60.8%。与此同时，AI资本开支热潮正在成为继能源和关税之后的第三波结构性通胀引擎。2026年，微软、Alphabet、亚马逊和Meta的资本开支指引合计处于历史高位，数据中心建设推高了芯片、存储、电力和铜等稀缺环节的价格；苹果在5月将Mac和iPad全系产品涨价近20%，企业直言成本压力根源正是“算力基建疯狂扩张带来的芯片、电力、原材料全面紧缺”。5月核心PCE同比升至3.4%，核心PPI同比升至5.2%，表明AI投资的价格效应已经穿透到核心通胀，而不再只是局部的产业链现象。


第三，工资跑不赢物价已经从“体感”变为可计量的负值。 2026年4月，美国CPI同比3.8%，而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3%——这是三年来的首次负增长。零售数据看似不弱，但剔除加油站收入后的核心零售环比仅0.3%，为三个月最慢；名义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油价，而非购买力扩张。当实际购买力连续收缩时，任何关于“黄金时代”的宏观叙事都会在钱包面前失去信用。


三、双输的制度逻辑：轮替为什么不能替代解题


执政党的“承诺—交付”断裂，不只是政策力度问题，而是分配效应与感知结构的同时失效。 减税、药品价格谈判、信用卡利率限制等举措在立法层面各有局部效果，但它们无法对冲关税成本、能源冲击与实际工资收缩形成的整体压力。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政策的净收益更多流向高收入群体和资产持有者，而中低收入群体承受的是物价与公共支持收缩的双重挤压。执政党的“交付”在宏观指标上或许可见——股市点位、减税额度、部分商品价格的局部回落——但在选民的日常经验中不可见，信任便无从建立。当白宫在国情咨文中宣称部分商品价格“正在暴跌”时，约八成受访者认为情况并未改善，三分之二的人觉得华盛顿的民选官员并未认真对待民生负担。感知与统计之间的鸿沟本身，已经成为治理合法性的一部分。


在野党的“反对—替代”断裂则更为隐蔽，也更为根本。 民主党的“可负担性”转向在选举策略上是理性的：众议院中间派提出了包含扩大儿童税收抵免、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延长ACA补贴、带薪家庭休假和“回滚特朗普关税”在内的16页议程。温和派候选人刻意与党内激进议程保持距离，以厨房餐桌议题替代抽象论辩。但这些提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约束：在关税结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AI资本开支周期和财政空间同时收紧的条件下，降低生活成本的政策空间究竟有多大？


回滚关税在方向上与最高法院裁决一致，但退税已经证明，关税的取消不会自动传导为消费端降价。提高最低工资和扩大税收抵免在立法上需要参议院的60票门槛，在当前的极化格局下几乎不具备可行性。延长ACA补贴是可行的局部修补，但它对冲不了能源和住房的系统性压力。民主党议程中最具实质性的部分，恰恰是最难交付的部分；而最容易在竞选话语中传播的部分，恰恰是最不具备可验证路径的部分。当“承认痛感”代替了“提供路径”，选民完全有理由怀疑：换一个党控制国会，生活账单是否真的会变。


更深层的制度逻辑在于，美国选举机制本身系统性地生产这种“轮替而不解题”的循环。 选区划分的党派操弄将多数竞争压缩在少数摇摆选区，巨额竞选资金——2026周期中马斯克一人向共和党投入约3.66亿美元，共和党截至8月底筹款逾11亿美元而民主党近6亿美元——使政策承诺日益服从于捐助者偏好而非选民交付。两党制对第三方替代方案的结构性排除，则确保了对现状的不满只能在两个同样受制于既有利益结构的选项之间分配。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选举机制善于将民生不满转化为党派轮替的动力，却不善于将民生诉求转化为可交付政策的能力。 选票可以更换执政者，却无法更换治理方式。


财政约束使这一悖论在2026年尤为尖锐。2026财年联邦赤字达到1.99万亿美元，为2021财年以来最高；债务偿付支出同比增长12%至创纪录的1.36万亿美元；最高法院裁决导致的1450亿美元关税退款进一步压低了净关税收入，赤字占GDP比重升至6.2%。即使民主党赢得国会，任何有实质规模的生活成本补贴或中低收入减税都将面对一个利息支出已逼近社会保障规模的预算结构。分裂政府非但不能降低结构性决策的难度，反而使“选前承诺—选后紧缩”的循环更加难以避免。


四、结果预判：一场“变天”的选举，与一场“不解题”的选举


预测市场的基准情景已经相当清晰。库克政治报告将民主党夺回众议院视为“done deal”，预计净增约20席；参议院翻盘从一年前的“不现实”变为“非常现实”，Decision Desk HQ给出众议院72%、参议院54%的概率。从席位分布看，这很可能是一场改变国会控制权的选举。


但从治理结果看，它大概率不会是一场“解题”的选举，原因有四。其一，关税路径已经遭遇司法与物理的双重破产：最高法院否定了IEEPA授权，政府随即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等替代工具，但制造业占GDP比重在2025年三季度已跌破10%，2026年2月制造业就业占总非农就业比重低于8%创历史新低，关税驱动回流在产业基础上走不通。其二，能源供给的地缘约束不会因一次投票而松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溢价将继续嵌入柴油、运费和食品价格。其三，AI资本开支对价格的推升不会因多数党更迭而减速，科技巨头的投资周期由其自身的竞争逻辑驱动，而非国会预算程序。其四，分裂政府意味着任何结构性减支或增税都更难达成，赤字与利息支出的惯性将使“选前补贴、选后紧缩”的循环自我强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停摆式治理”的自我延续。即使形成“国会制衡白宫”的格局，特朗普的后续施政、法案推行、人事与预算都将遭遇层层阻力；但生活成本不会因为国会归属变化而自动下降。选民将在2028年面对一个熟悉的处境：他们再次用选票表达了对现状的拒绝，而账单的变动幅度仍然远小于竞选承诺的变动幅度。


五、几点延伸判断


第一，不要把“愤怒惩罚”误读为“路线认同”。 中选结果反映的是对现任者的清算，而非对美国发展方向的重新选择。民主党的品牌形象仍然支离破碎，其经济议题优势主要来自对手的负资产而非自身的正向积累。无论哪一方获胜，都难以据此宣称获得了明确的授权。


第二，警惕“选举型经济政策”的循环代价。 选前释放补贴、选后面对赤字；选前压制油价、选后放任通胀；关税被裁定违法便更换法律依据继续征收，退税退给企业而价格留在货架。短期化的政策节奏正在抬高美国经济的波动中枢，也使美元资产的风险溢价面临重定价压力。2026年5月核心PCE反弹至3.4%后，市场对“物价粘性”与“增长受阻”的同步交易，已经不再是尾部情景。


第三，这场困局的根子在去工业化与金融化的长期结构，而非某一届政府的政策选择。 制造业占GDP比重跌破10%、产业配套能力流失、熟练技工与基础设施缺口、政策可预期性下降——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关税驱动回流”在物理上走不通，也使任何承诺“把工厂和低价一起带回来”的政治叙事缺乏产业基础。一个回不去的制造业，撑不起一个承诺降物价的政治纲领。最高法院对IEEPA关税的否定，不过是为这条已经走不通的路径补上了一纸法律确认。


第四，对中国而言，重点不在美国谁赢，而在美国多乱、多慢、多不可预期。 美国内需受高物价挤压会影响进口需求，美元融资成本与全球资金偏好变化会增加外部融资压力，贸易救济与合规政治化会持续收紧外部环境。但一个内部撕裂、政策短视、连自身关税工具都被司法系统反复否定的对手，其遏制能力的可持续性正在下降。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待对方出错，而是把自己的基础研究短板、关键环节对外依存、内需不足、低水平内卷这四件事一件件办扎实。对手的失分从来不能自动转化为我们的得分；把自己的账单管好，才是唯一不依赖他人失误的确定性。


结语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是靠换掉执政党解决通胀的，也没有哪个社会是靠党派轮替重建信任的。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谁拿到众议院多数，而在于它用最清晰的民调数据和最具讽刺意味的政策事实确认了一个判断：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治理能力沦为两党共同的负资产时，选举就退化为一种确认机制——确认不满，确认失望，确认下一次不满，却不确认任何解决方案。


最高法院可以把1660亿美元的关税退还给进口商，却无法把价格退还给消费者。国会可以更换多数党，却无法更换能源的地缘约束、AI资本开支的价格惯性、工资与物价之间的负值缺口，以及一个利息支出正在挤压一切政策空间的财政结构。


选票可以换人，账单不会换人。加油站的数字、超市的小票、月底的房租单，不看党徽，不听口号，也不接受“比预期更糟”这类委婉措辞。它们只认一件事：你的承诺，到底有没有落到我的口袋里。


而在这一点上，2026年的美国两党，交出的都是空白卷。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