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引言：接力棒的分量

2026年9月12日，新德里巴拉特曼达帕姆会议中心，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新德里宣言》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通过。掌声中，中国正式接过2027年金砖轮值主席国的接力棒——这是中国第四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也是拥有11个正式成员国、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迎来的第一个“中国年”。

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峰会上鲜明提出金砖国家要争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新德里宣言》明确“全力支持中国担任2027年金砖主席国并在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2027年，金砖合作将迎来第三个“金色十年”的开启之年。

然而，掌声散去，真正的考卷方才铺开。2026年5月的新德里外长会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要求金砖公开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阿联酋代表当场反驳，会场气氛骤然降温，原定联合公报“卡在了桌面上”，最终仅以标注“有成员国对部分段落持保留意见”的主席声明收场。四个月后的峰会上，同样的分歧再次浮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峰会上呼吁设立常设秘书处并应对单边制裁，而各方的立场差异并未因此消弭。

桌子确实更大了，坐在桌边的国家也更难朝同一个方向用力。2027年轮到中国主持大局，任务已经发生质变——过去更像召集各方开会、发表一份宣言，如今则要让这个庞大机制真正运转起来。

本文从七个维度系统剖析“中国年”面临的核心挑战与战略机遇。

一、扩员后的“共识困境”：从5到21的几何级难题

1.1 体量扩张与效率递减的悖论

从5国到11个正式成员国、10个伙伴国，金砖“朋友圈”的体量翻了几番，但达成共识的难度呈几何级上升。印度辩喜国际基金会在2026年8月发表的分析文章指出，扩员后金砖在意识形态和战略议题上达成共识变得“愈发困难”，地区矛盾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已成为集团达成共识的“现实障碍”。共识形成的平均时长已从2013年的1.8天延长至2024年的4.3天。

每个成员国都“带着自己的账本而来”：伊朗关注制裁解除和地区安全，阿联酋在意海湾稳定与对外关系，印度追求战略自主，俄罗斯需要应对外部压力，巴西和南非更看重发展议题，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聚焦非洲发展融资，印尼则需兼顾东盟内部角色。

1.2 2026年外长会与峰会的“压力测试”

2026年5月新德里外长会成为扩员后金砖内部协调机制的一次“压力测试”：伊朗与阿联酋在中东议题上的立场对立，使主办方斡旋面临困难，联合公报未能如期形成。

到了9月峰会，经过多轮艰苦协调，《新德里宣言》终于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纸面上的分歧被暂时收拢，会议保住了成果，也把更棘手的问题顺势交给下一任主席国：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峰会上公开呼吁设立常设秘书处、应对单边制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印度主席年回避矛盾做法的一种“纠偏”。

1.3 共识成本的量化佐证

对新德里宣言的文本分析印证了共识困境的严峻性：这份140段的文件涵盖了从联合国改革到本币结算、从能源安全到AI治理的广泛议题，但在西亚局势、关税和货币依赖等核心分歧上，凸显的仍是“最低公约数”。宣言甚至未明确提及俄乌冲突，这种“有意的沉默”恰恰说明金砖在成员国战略立场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共识外交仍有明显局限。

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选择的策略是“先保住桌子”——敏感问题尽量淡化，有争议的措辞反复删改，能够合作的领域优先推进。这套办法让9月峰会顺利收场，但也让所有人看见：只靠回避矛盾，下一次争执仍会回来。对中国而言，2027年的关键命题是：从“保住桌子”升级为“让桌子上的争论产生建设性结果”。

二、金融合作：愿景丰满与落地骨感之间的鸿沟

2.1 本币结算的“不对称”困境

金融合作是金砖最被寄予厚望的领域，也是分歧最集中的领域。新德里宣言指示金砖支付工作组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和本币贸易结算，但同时明确表示“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一刀切的模式”——这暗示着各国在货币多元化路径上仍存在显著分歧。

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印俄贸易也达96%——但这些数据具有极强的特殊性，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倒逼的结果。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本币结算比例远低于此。联合国贸发会议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揭示了一个深层现实：尽管全球南方超过三分之二的GDP来自金砖成员，但南南贸易中仅约20%是金砖内部贸易。

更深层的瓶颈在于货币可兑换性的结构性差异。多数金砖成员国货币国际接受度有限，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一。印度在推动央行数字货币互联的同时，明确拒绝了统一的金砖支付网络方案，更希望推广自己的UPI系统。俄罗斯和伊朗希望将支付体系作为应对外部压力的工具，而印度和巴西等国试图避免此举。

值得关注的是，印尼央行行长德斯特里·达马扬蒂在峰会间隙强调金砖国家应发展跨境支付以保护经济免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并与印度央行行长讨论了扩大本币结算机制、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以及连接跨境二维码支付系统。这种“自下而上”的双边推进模式，可能比“自上而下”的统一方案更具可操作性。

正如欧洲央行2026年公布的数据所显示的，美元仍占全球外汇储备约57%，人民币接近2%。这个差距说明，未来若干年里讨论“美元突然被金砖货币取代”都缺乏现实基础。

2.2 BRICS Pay：技术就绪与制度滞后的落差

BRICS Pay已于2026年4月正式上线运营，采用去中心化跨境消息系统（DCMS），通过协议互联中国CIPS、印度UPI、俄罗斯SPFS、南非ZARNet等各国现有支付基础设施。根据规划，2026年第四季度系统将全面接入金砖+国家现有支付基础设施，2027年第三季度正式接入各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技术对接只是第一步，监管协调才是关键。 不同国家金融监管制度不同，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各异，消费者身份核验、反洗钱责任划分，以及跨境支付纠纷由谁监管，都需要各国逐项协调。

各国支付系统底层逻辑差异巨大。 中国CIPS主攻大额交易，截至2026年一季度拥有194家直接参与者、1597家间接参与者，覆盖191个国家和地区；印度UPI是小额个人支付主力，月交易量突破200亿笔；俄罗斯SPFS是应对外部环境的应急方案，与24个国家的177家金融机构合作。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使许多商业银行对使用新支付机制持谨慎态度。印度因与有关国家存在QUAD等外交及贸易关系，对推动新支付体系持谨慎态度。

2.3 新开发银行的“成长烦恼”与扩员新局

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合作的旗舰项目。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该行已批准约140个投资项目，总额达429亿美元，覆盖清洁能源、交通、供水、环境保护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2025年获批的项目中有46%以本国货币融资，人民币占18%，南非兰特占6%。

然而，新开发银行面临多重“成长烦恼”：

· 资本规模有限。 法定资本仅1000亿美元，且没有未来增资的明确迹象。

· 本币融资推进受制于各国央行的保守态度。 虽然近30%的项目采用本币融资，计划到2031年超过45%，但资产负债两端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元。

· 项目批准与实际拨付之间存在落差。 所有公开的融资总额都是项目批准额度，而非实际拨付的贷款。

但积极信号同样明显。新德里宣言明确“鼓励新开发银行进一步扩大资源动员能力，扩大本币融资，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乌兹别克斯坦于2026年6月正式成为新开发银行第十个成员国，也是中亚地区首个加入的国家。伊朗央行行长也已确认伊朗将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通过扩员，新开发银行正从“金砖机制”向“全球南方平台”转型，强化其作为全球南方统一声音和平台的作用。

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芙在2026年年会上坦言，地缘冲突、单边制裁、贸易摩擦加剧构成三重挑战，银行资产和负债两端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元，货币多元化进程缓慢。

三、地缘政治分歧：“房间里的大象”

3.1 中印关系的微妙平衡

中印边界争端虽有所缓和，但结构性竞争未消。印度在地缘上采取平衡策略，一方面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2025年计划采购20亿美元美国反潜巡逻机；另一方面依赖金砖新开发银行贷款，累计借贷达350亿美元。2025年5月，因印巴冲突，印度媒体甚至披露政府考虑威胁退出金砖。

印度对人民币在金砖支付体系中的潜在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担心金砖金融合作深化反而强化人民币国际化。这种警惕直接制约了金砖金融合作的深度。2025财年印度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达4160亿美元，但贸易逆差飙升至2240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达1121.6亿美元，占金砖总逆差一半以上。

3.2 中东矛盾的“内溢”

伊朗与阿联酋分处地区冲突的两侧，历史敌意被带入金砖机制。2026年5月外长会上，伊朗公开指控阿联酋参与美以军事行动，双方外交裂痕过深，导致主办方斡旋面临困难。到了9月峰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仍在会上强调“应对单边制裁、将竞争转化为合作、设立常设秘书处”——这些主张既反映伊朗的战略诉求，也折射出中东成员之间的深层裂痕。

沙特虽受邀但至今未正式加入，保持观察员姿态，其态度暧昧本身就折射出在大国博弈中的审慎考量。

3.3 安理会改革：共识之下的分歧暗流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金砖共同诉求，但“改革什么、怎么改、谁入常”却是难以弥合的内部分歧。2026年峰会上，普京明确呼吁“扩大安理会，增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莫迪也表示“安理会改革不能再拖延”。新德里宣言支持印度、巴西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表述，被解读为金砖在安理会改革方向上的一次阶段性共识。

然而，2025年巴西担任主席国期间，金砖成员未能就支持某一成员成为改革后安理会候选国达成共识——来自非洲的新成员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对在最终宣言中提及南非作为潜在候选国提出异议。正如印度辩喜国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鲁奇塔·贝里所指出的，金砖扩员后，“一国反对即无共识”的机制缺陷凸显。

3.4 俄乌冲突的立场分化

新德里宣言未明确提及俄乌冲突，这种“有意的沉默”恰恰说明11国在这一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2026年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强调金砖国家要“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这一表态展现了中国试图在金砖框架内推动政治解决的积极姿态，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金砖在地缘热点问题上的角色仍然受制于成员国立场分歧，难以形成集体行动。

四、机制建设的“软件短板”：从论坛到行动体的转型之痛

4.1 非实体化运作的双刃剑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行非实体化运作模式——无常设秘书处、无专属办事机构、无固定行政雇员、无固定总部。机制以领导人会晤为核心载体，依靠轮值主席国牵头组织全部会议，重大决议全部协商一致，不投票表决。

这种模式在五国时代尚可运转，扩员至21国（含伙伴国）后，其局限性日益凸显。每年金砖举办约370至400场各类会议，覆盖金融、贸易、能源、科技、卫生和安全等广泛领域，轮值主席国的协调负担空前沉重。轮值国相当于“临时秘书处”，一年一换，政策连续性难以保证；无强制约束与争端解决机制，面对成员国间地缘冲突或利益分歧时仅能依靠临时调停；缺乏持续推动共识落实的实体机构。

4.2 设立秘书处：从争议到渐成共识？

关于是否设立常设秘书处，各方立场存在明显分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24年底曾明确表示：“金砖国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协会。我认为没人有兴趣把它变成一个有秘书处的真正组织。这没有必要，至少在现阶段。”

然而，2026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立场演变。印度作为东道主，在峰会期间积极推动设立常设秘书处的议题，据报印度倾向于将秘书处设在新德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更是在峰会上公开呼吁设立常设秘书处以提高工作效率。常设秘书处的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提供峰会之间的连续性，协调大量会议，确保领导人的决定不会停留在宣言层面。

前印度外交部东方事务秘书、前金砖事务协调人达姆·拉维大使直言：“金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持续对话平台，但归根结底，关键在于做实事……印度应当在创建金砖秘书处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然而，分析人士也指出，“规则设计得太松，金砖容易停留在论坛层面；安排得太紧，一些成员又会担心失去外交自主。分寸就在两者之间：既让合作产生约束力，又不把金砖改造成另一个由盟主发号施令的集团。”中国作为2027年主席国，需要在“效率优先”和“主权优先”两大阵营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点。

4.3 “小多边”合作的制度空间

面对11国难以在每件事上同步推进的现实，“小多边”合作成为务实选择。正如分析所指出的：“11个成员无需每件事都同时起步，三五个有共同需求的国家，可以先做本币结算、港口建设或新能源项目。成果出现后，再吸引其他成员加入，整个机制才不会被一项分歧锁住。”

新德里宣言的语言也暗示了这种灵活性——“不存在一刀切的模式”这一表述，为部分成员先行先试留下了制度空间。2027年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核心+灵活”的议程推进机制：将合作议题按共识程度分层，高度共识议题作为“全体行动”推进，中等共识议题以“志愿联盟”方式先行先试，低共识议题则纳入长期对话轨道。

五、外部压力：分化策略与金砖的意外“黏合”

5.1 从“踢出体系”到“拉回体系”

美国对金砖替代性金融体系的应对策略正在发生微妙转变。过去是“踢出体系”——把一个国家踢出美元体系以切断其全球贸易；现在转向“拉回体系”——用放松制裁、重返美元体系作为诱饵，先分化核心成员国，再慢慢拆解平行网络。

有关方面将金砖视为对美国影响力的威胁，尤其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挑战保持高度敏感。2026年6月，美国给予伊朗60天临时制裁豁免，要求其石油贸易回归美元结算，并派员监督资金流向。与此同时，美国政客提出法案追究使用替代金融系统逃避制裁的责任，并威胁对拒绝使用美元的国家征收100%关税。

5.2 外部压力：金砖“意想不到的黏合剂”

然而，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是，外部关税压力反而成为金砖凝聚力的外部催化剂。有分析指出，对印度、中国、巴西和南非等多元化经济体而言，外部无差别的关税威胁改变了战略计算——供应链多元化和贸易保护从长期目标变成了当务之急。

对巴西，2026年7月美国对4000多种巴西商品加征25%关税，核心分歧之一正是巴西即时电子支付系统Pix被美方认为“损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对印度，美国利用QUAD等外交及贸易关系以及印度对人民币主导地位的战略警惕进行精准施压。这种多面出击的关税策略，客观上迫使金砖成员在“各自为战”与“抱团取暖”之间倾向于后者。

《新德里宣言》明确谴责单边关税、非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指出其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外部压力正在将金砖从一个“利益共同体”推向一个“命运共同体”。

5.3 金砖的“低政治化”应对

面对外部压力，金砖的应对策略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少把事情包装成一场货币争霸，而是更多使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系统互联”这类技术语言。这种低政治化路线反而更难被直接拦截。

印度已经明确表示，数字货币连接并不是为了取代美元。2027年中国作为主席国，可以延续并深化这一策略：以技术合作和务实成果为优先，降低金砖合作的“政治浓度”，从而降低外部势力的干预动机。

5.4 美元基本盘依然厚实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美元自身的基本盘依然很厚。2025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降至56.77%，连续12个季度低于60%，创历史新低，但仍在全球支付中占比约50%，全球贸易约56%以美元结算。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国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储备排行榜明天换第一名，而是美元之外的交易线路越来越多。”

六、扩员节奏的两难：影响力与效率的平衡术

6.1 “暂停扩员”的信号意义

2024年6月，金砖十国已一致决定暂停接纳新成员，优先消化现有成员。2026年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工作重心从快速扩大规模转向优先消化现有成员、完善内部协作规则及“金砖+”伙伴对话机制。

这一决策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扩员带来的协调成本已经触及机制承载力的临界点。2027年中国作为主席国，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是继续“暂停”，还是探索“分类推进”的新路径——对不同类型申请国设定差异化的准入门槛和参与深度？

6.2 排队名单的“引力”与“压力”

目前已有30多国排队申请加入金砖。扩员能提升影响力，但内部协调成本也随之飙升。如何在“扩大朋友圈”和“提升运转效率”之间找到平衡，是“中国年”必须回答的问题。先把现有成员和伙伴国之间的权利、责任与合作通道理顺，比继续追求名单长度更重要。

6.3 伙伴国机制的“缓冲带”功能

2024年喀山峰会增设的“伙伴国”机制，为扩员压力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目前已有古巴、玻利维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泰国、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10个国家成为伙伴国。伙伴国参加部分活动，但无投票权、不轮值主席。

这一机制的设计思路是：让有意加入的国家先以“准成员”身份参与合作，在实践中检验契合度，同时避免正式扩员带来的制度冲击。2027年中国可以考虑将伙伴国机制从“候车室”升级为“孵化器”——为伙伴国提供项目对接、能力建设等实质性合作通道，使其参与从象征性走向实质性。

七、经济结构失衡的隐忧：体量优势与信任赤字的张力

7.1 不对称的经济权重

中国经济规模在金砖国家中的占比极为突出。2024年，中国名义GDP为18.94万亿美元，占金砖十国总量的62.53%；按202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实际GDP占比更高达66.07%。即便在扩员至11国后，按IMF 2026年数据，中国GDP约20.85万亿美元，仍占金砖总GDP的近半壁江山。

在金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中，中国一国贡献了约70%的份额。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达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而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货物贸易额已达6.11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8.1%。

7.2 “中国主导地位”的信任焦虑

这种不对称的经济权重引发部分国家对“中国主导地位”的担忧。印度对人民币在金砖支付体系中的潜在主导地位保持警惕，其核心顾虑正是金砖金融合作深化可能反而强化人民币国际化。

与此同时，成员国间贸易不平衡、产业竞争也在加剧。2025财年印度与金砖国家贸易逆差飙升至2240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超1121.6亿美元，占金砖总逆差一半以上。印度利用其主席国身份，在峰会上专门提出市场准入问题，要求金砖伙伴提供更公平的贸易条件。

7.3 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

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呈现“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的复杂图景：

互补性方面， 俄罗斯、沙特、伊朗为能源出口国，中印为主要消费国；巴西、俄罗斯为粮食出口国，新加入的中东国家为进口国；中国高端制造与基建能力与巴西、南非矿产资源开发形成互补。

竞争性方面， 中国出口产品对巴西、南非本地产业造成压力，引发保护主义诉求；印度制造业升级高度依赖中国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中间品，与“去中国化”政策形成现实悖论。

7.4 破解信任赤字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而言，化解“体量优势”引发的“信任赤字”，需要在2027年主席国任期内做出几项关键努力：第一，在贸易领域主动释放市场开放信号，扩大从金砖成员国的进口，特别是在农产品和矿产资源领域；第二，在金融合作中给予中小成员更大的话语权和受益空间，如在新开发银行项目审批中增加中小成员的参与度；第三，在议程设置中更多倾听中小成员的关切，将粮食安全、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等“低政治敏感度”议题作为优先方向。

八、历史坐标下的“中国年”：从“金色十年”到“行动十年”

8.1 三个“金色十年”的历史接力

2017年厦门峰会，金砖合作进入第二个“金色十年”。2027年，金砖合作将迎来第三个“金色十年”的开启。与第一个十年（2009-2017）的“建章立制”和第二个十年（2017-2027）的“扩员扩容”不同，第三个十年的核心命题是“提质增效”——将庞大的成员规模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能力。

8.2 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

中国在多边合作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联通到亚投行的多边金融治理——为协调不同制度、文化和利益之间的交集提供了独特的能力基础。

中国担任2027年主席国，可以着重从以下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第一，议程设置的“减法思维”。 与其追求议题的“全覆盖”，不如精选3至5个能够产生早期收获的优先领域，集中资源实现突破。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供应链韧性、公共卫生等议题，共识度高、政治敏感度低，适合作为优先方向。

第二，机制建设的“渐进路径”。 在秘书处问题上，采取“先功能后形式”的路径——先设立精干的工作组或协调办公室，承担会议协调、成果跟踪等具体职能，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是否升级为常设秘书处。

第三，合作成果的“可视化工程”。 建立金砖合作成果的定期评估和公开报告机制，让成员国和伙伴国的企业和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合作带来的收益，增强机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四，文明互鉴的“软性联通”。 金砖国家拥有丰富的文明多样性。2027年可以推动设立金砖人文交流年、青年领袖计划、智库网络等，以“软联通”促进“心联通”，为务实合作奠定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8.3 从“宣言”到“落实”的跨越

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一论断为2027年中国主席年指明了方向——金砖的生命力不在于宣言的辞藻，而在于行动的力量；不在于成员的数量，而在于合作的深度；不在于桌子的规模，而在于解决问题的实效。

结语：让一张越来越拥挤的桌子始终坐得住人

2027年大金砖“中国年”面临的核心挑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金砖正站在从“朋友圈”变成“行动体”的门口。 过去办一次峰会、发一份宣言就能体现存在感；今后真正决定分量的，是项目能否落地、资金能否到位、成员发生冲突时机制还能否继续工作。

然而，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定位——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为中国主席年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框架。中国要做的不是替所有成员统一思想，而是为不同选择留下可以合作的接口。

值得深思的是，2026年5月那场外长会上的争论未必全是坏事。伊朗和阿联酋愿意把分歧带进会场，说明它们仍把这张桌子当成解决问题的地方。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真正危险的不是争论，而是成员遇到矛盾后连坐下来谈的意愿都失去了。”

主席国的分量，从来不在座次，而在能否让一张越来越拥挤的桌子始终坐得住人。2027年的考卷已经铺开，答案将在未来一年中逐步揭晓。

而这张桌子能否坐得住人，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金砖能否在保持包容性的同时，锻造出将共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从“宣言”到“落实”，从“论坛”到“机制”，从“朋友圈”到“行动体”——这三重跨越，才是“中国年”真正的历史命题。

作者：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