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

（作者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2026年9月12日，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发表长文，呼吁“我们必须控制前沿AI发展节奏”，并迅速获得马斯克、奥特曼等人的联合支持。表面看，这是一次关于AI安全的“理性发声”；细读全文，却不难发现其中暗藏的遏制逻辑。与此同时，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则多次公开承认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AI实力”，警告出口管制“行不通”。两位美国AI领军人物，一个以“威胁”为名主张封锁，一个以“焦虑”为名承认无力——这两种姿态看似矛盾，实则共同指向同一个深层事实：美国AI产业的话语重心正在从“我们能做什么”转向“我们不能让谁做什么”。

一、阿莫迪的“减速方案”：内在矛盾与商业动机

阿莫迪的文章，与其说是AI安全倡议，不如说是一份以“安全”为包装的竞争策略书。他在文中提及中国多达12次，声称“民主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绝对不能天真”，并提出三大遏制措施：严禁向中国出售高性能AI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打击所谓模型“蒸馏”行为、防止大模型核心权重被窃取或通过黑客手段外泄。其战略意图毫不掩饰：“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执行好，我相信它们足以在接下来3到5年内显著扩大美国的领先优势——这正是AI在地缘政治上最为关键的窗口期。”

然而，这套方案在逻辑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自相矛盾。阿莫迪一方面承认“全球AI发展的节奏协调最终需要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芯片、算力和模型限制来“减缓中国AI发展”。正如评论所指出的，这种“既要合作又要遏制”的悖论，“既是完全错误的判断，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妄想”。阿莫迪自己也承认，“如果我们放缓的幅度超过这一限度，那么未进行节奏调控的中国项目将抢占先机，从而构成重大国安风险”。换言之，他的“放缓”方案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悖论：要求别人放缓，自己绝不能真慢。

更值得追问的是，阿莫迪的“安全关切”究竟有多少真诚的成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肖茜指出，Anthropic正面临来自中国开源模型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模型在成本、性能和全球开发者生态方面对Anthropic所代表的闭源前沿路线构成了实质性挑战。深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主任刘少山（曾与阿莫迪共事）则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这一话语策略的运作机制：“一旦AI被描绘成决定国家竞争、国家安全乃至文明未来的技术，一家AI公司就不再被视为普通科技公司，而被视为‘战略基础设施’。这直接提升了其政策重要性，抬高了行业壁垒，推高了估值。”换言之，“威胁论”本身就是一种商业策略——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提升自身在政策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战略地位。事实上，阿莫迪对华立场向来强硬：去年1月DeepSeek发布成果后他立即撰文质疑其真实性，去年9月Anthropic更公告禁止中资持股超五成的企业使用旗下Claude服务。

二、中国开源生态的全球渗透：对“威胁论”最有力的反驳

如果说阿莫迪的“威胁论”旨在将中国排除在全球AI生态之外，那么2026年中国开源模型的全球渗透，恰恰以事实解构了这一叙事的前提。

2026年夏秋之际，中国AI赛道出现了一个标志性变化：月之暗面Kimi K3、MiniMax H3、阿里云通义千问新一代旗舰模型先后开放完整权重，各家拿出第一梯队的旗舰基座向全球开发者开放。Kimi K3以2.8万亿总参数MoE模型、百万token超长上下文和原生多模态能力，成为全球首个开放权重的3万亿参数级别前沿大模型，开源后一小时内即登上Hugging Face总趋势榜第一，紧随其后的同样是中国模型Unlimited OCR。这场集中开源并非营销动作，而是国内厂商在算力成本、海外竞争与生态争夺多重压力下做出的战略转向——开放权重使海外开发者和中小企业可以自主本地部署，绕开云端服务准入限制，形成难以被短期替代的生态惯性。

更具说服力的是美国企业界的实际选择。美国法律AI公司哈维发布的首个后训练开放权重模型Tenet，以Kimi K3为基础开发；美国AI编程平台Cursor公布的自主模型Composer及其迭代版本Composer 2.5，均以Kimi K2.5为基础构建。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也已开始将部分AI工作交由中国Kimi系列模型完成。当美国AI企业一边在公开场合渲染“中国威胁”，一边在产品中深度依赖中国开源模型时，“威胁论”的说服力便不攻自破了。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参与海外AI研发的形式已从直接作为基础模型接受训练，延伸到生成合成数据、提供模型架构和训练方法参考，中国模型正加速融入全球AI产业链。

王义桅教授对此的评论切中要害：美方针对中国AI模型的说法是“贼喊捉贼”，事实上“美国现在也在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所谓“蒸馏”指控——阿莫迪用以论证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核心论据——更是一种对行业常见做法的政治化曲解。中国半导体资深观察人士张国斌指出，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蒸馏本身，而是中国AI的追赶速度。

三、数据背后的真相：资本优势为何未能转化为技术垄断

“威胁论”的紧迫性叙事，在客观数据面前同样站不住脚。斯坦福大学《2026 AI Index》报告披露了一个令美国AI界颇为尴尬的事实：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达到2858.8亿美元，中国为124.1亿美元，美国约为中国的23倍；然而截至2026年3月，中美顶尖模型性能差距已收窄至2.7%，两国模型多次交替登顶性能榜单。如此悬殊的资金差距与如此微小的性能差距并存，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根本性问题：AI能力的提升并非简单的资本堆砌。

与此同时，美国在算力硬件层面的封锁努力也在加速失效。2026年5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指导意见，重申对华关联企业实体的先进AI芯片出口许可要求持续生效，管控覆盖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的所有实体，旨在堵塞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子公司获取先进芯片的监管漏洞。然而，就在同一年，中国在算力自主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国产GPU+类脑芯片大模型异构混合推理系统正式发布，运行DeepSeek V4 Flash模型时，相较同等投入规模的纯GPU集群，推理输出和推理能效均提升一倍以上，业务运营成本下降40%以上。在WAIC 2026上，国产算力企业集中发布新一代芯片，行业竞争已从单芯片算力比拼转向芯片、高速互联、整机集群与软件生态协同的多维升级。封锁的力度越大，自主替代的速度反而越快——这几乎是过去数十年技术封锁史反复验证的规律。

更值得注意的是，阿莫迪本人所推崇的“扩大领先优势”策略，正在面对一个它无法回避的现实：美国AI产业对全球开发者生态的吸引力，正在被中国开源模型以“开放权重”的方式持续分流。当中国厂商开始批量释放第一梯队旗舰基座，而海外头部实验室仍将最顶尖模型严格闭源时，全球开发者的选择天平正在发生微妙的倾斜。

四、中国治理实践与“威胁论”的事实反差

阿莫迪的“威胁论”叙事，与中国在全球AI治理中的实际作为形成了鲜明反差。2026年7月，中国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深度赋能、人才共育、规则共建、安全治理、AI向善八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举措，明确提出“鼓励共建国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推动通用大模型、基础算法、工具组件共享”。同月，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在上海签署协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标志着全球AI治理从论坛对话向机制化合作的实质性转型。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明确指出，该组织“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产业层面，中国AI的应用落地同样以“赋能”而非“威胁”的姿态展开。2026年服贸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发布的“广医·岐智”大模型，构建起患者服务、临床诊疗、病房管理、质量管控、多学科会诊、教育教学六大核心应用场景，累计访问量达34万人次。搭载5G智能传输系统的AI移动医疗车化身“流动医院”，“京小师”教育智能体以教育专属大模型连接学校资源与教学数据。这些应用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技术霸权，而是让AI能力真正惠及更广泛的群体。

2026年9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回应马斯克等人涉华言论时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这一表态，既是对“威胁论”的正面回应，也是中国AI治理理念的清晰表达。

五、焦虑的根源与理性的出路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阿莫迪的“威胁论”与奥特曼的“焦虑”，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美国AI资本逻辑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必然产物。

笔者在《算法之外，温度以内：在智能时代守望人类主体性》一文中曾提出，人类的主体性首先是意识深处的“我思”与“我在”——那些根植于灵魂深处的意识、体验与意义，是“永远无法被编码、被量化、被复制的存在之光”。这一判断为理解中美AI竞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价值锚点：如果竞争的目的仅仅是“谁先掌握一切”，那么技术进步的人文意义就被彻底消解了。AI终究是工具，而人始终应当是工具的定义者。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谁先按下按钮”的竞赛中时，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按下的按钮，是否指向正确的方向？

阿莫迪与奥特曼的言行，共同指向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美国AI产业正在从“技术领先者”的心态滑向“技术守成者”的心态。当一个体系开始以“阻止后来者”而非“自我超越”作为主要竞争策略时，它的创新活力本身就已经在衰减。美国AI投资是中国的23倍，但顶尖模型性能差距仅维持在2.7%——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资本决定论”最有力的反驳。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筑起多高的壁垒，而在于能否持续创造让技术惠及更多人的价值。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曾明确指出，中美在AI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和“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在AGI时代真正到来之前，率先突破临界点的一方固然会获得显著的战略先机，但决定人类文明走向的，从来不是“谁先按下按钮”，而是“按下的按钮是否指向正确的方向”。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坚持开放合作、共建共享，让AI成为造福全人类的通用技术而非少数主体垄断权力的工具——这既是技术理性的回归，也是对人类主体性在智能时代的庄严守护。

作者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